海报新闻首席记者 李子骄 张海振 报道
春分过罢七八天，天气转暖，但一早一晚仍是寒气逼人。凌晨4点50分，天还没亮，济南城区一处立交桥下已经聚集了上百号人。他们大多背着包、挎着袋子，有人聊着天，有人啃着干粮，但都心不在焉，目光四处搜寻着每一个可能的“目标人物”。
这是一个自发形成的零工集散地。来这里找活儿的，绝大多数是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的超龄打工人。他们天不亮就守在这里，只为顺利上工，赚一点工钱。
5点刚过，第一位招工者出现了：“零工，一个！”
人群迅速把他团团围住：“多少钱？”“要不要身份证？”“老板我行吗？”
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，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却仍在工作的劳动者保守估计有8700万人。他们的务工方向主要集中在建筑业、制造业、餐饮服务业、保安保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。他们知道自己“超龄”，也知道自己打工没有合同、没有工伤保险，但他们不愿“退休”：儿子要还房贷，孙子要上学，家里有老人要养……出来干，多少能帮衬一把。
然而，当这些超龄劳动者奋力扛起家庭，谁又能为他们扛一扛？
凌晨5点左右，济南城区一处立交桥下聚集了上百名务工人员
找活儿难，“退休”更难
62岁的陈传戴着一顶鸭舌帽站在人群中，脚上是一双解放鞋，鞋帮上还沾着一圈干巴巴的黄泥。他今年刚从老家聊城来到济南，几乎每天都来桥下揽活儿。
“电焊、做架子，我都能干。”陈传干的是木工的活儿，以前在建筑工地上工作。工地上开始严格限制年龄后，他只能出来找零工。“运气好的话，一天能挣两三百元。”
“现在工地上超过50岁的都不愿意要了。要不是家里需要帮衬，谁出来打零工呀！”旁边一个戴着安全帽的打工者接话。说话的这人叫刘栋，55岁，“压力挺大，孩子要还房贷、车贷，我能帮一点就帮一点。”
5点30分左右，又一个招工者来了：“零工，一天120元！”
陈传和刘栋几乎同时探过身，但又同时停住了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谁也没动。“这个价格太低了，现在市场行情最低都是170元。”
记者在这里采访了数十位劳动者，年龄最小的50多岁，最大的70多岁。在他们或长或短的零工生涯中，没有一个人签过劳动合同，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出雇佣方的具体名称，更没有一个人在受伤后申请过工伤认定。
数据显示，我国超龄劳动者数量为8720.8万人～12254.6万人，其中城镇就业的有5438.3万人～7642万人。
“从实务接触的案件和一线调研来看，超龄劳动者主要集中在低技术门槛、劳动密集型及基础服务类行业。物业保洁、安保值守是最主要的领域，建筑施工、餐饮后厨帮工、家政服务、园林绿化等行业的占比也较高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张巧良表示，这些岗位用工需求相对灵活、上手快，与超龄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需求匹配度较高。
“年轻人能送外卖、开网约车，我们不会开车，送外卖也跑不快，工地又不要，只能摆个摊，打个短工。”在济南打零工的杨河最拿手的是垒砖，“我们没有退休金，没有存款，就剩这一身力气。你不卖力气，还能干什么？”
不太“卡年龄”的长期工作机会也有，但不算多。
“我们公司招收保安和保洁人员，60多岁甚至70岁的都有。有的在小区里干了很多年了，小区业主也比较信任他们。”湖北一家物业公司经理余女士介绍。郑州某酒店招聘专员则表示：“只要身体健康，能够完成工作任务，年龄可以适当放宽。”
干了活也不一定能拿到钱
“去年干活挣的2000多元工钱还没着落。”天已大亮，仍未揽到活儿的陈传叹了口气。通常情况下，他们的工钱是以转账的方式日结，但也存在意外。“人家就说晚两天给我发，少不了，咱只能等着。”
55岁的王惠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。她在零工市场找保洁员的工作，有几笔工钱至今未结清。“有一次干了10天，2000多元的活儿，两年了还没要到钱。还有个少点的，干了3天，600多元，也还没给结账。”
没有劳动合同保障的风险，他们其实也清楚，只是跟这个比起来，能多干一天，多挣一天的工钱，总是好的。
70岁的郑芳在一家私教机构当保洁员，已经3个月没领到工钱了。“本来每个月应该给我转2500元的，现在一分没拿到。但我还不想走，年龄大了不好找工作，再干几个月吧。要是还拿不到钱，我再想办法，找找律师啥的。”但紧接着，她又不安地询问：“你说找律师能行吗？我们也没签合同，有监控行不行？”
“都是熟人介绍的，不好意思翻脸。”王惠说出了自己的难处，“每次打电话去问，雇主都说暂时没钱，有钱了一定给，我只能等。”对于那笔拖欠了两年的2000元，她想再“赌一赌”，而那笔600元的账，她则认为不值得花时间。“为了3天的工钱，我天天去追，这不耽误后面的工作吗？”
这样的案例，山东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帅见过很多。“实践中，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多未签订正式书面协议，工资常以现金形式发放，缺乏工作证、考勤记录、工资条等关键证据，举证双方存在实际用工关系的难度极大。同时，因多数地区未明确超龄用工的法律属性，劳动者无法依据《劳动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等主张权益。”
最怕受伤，赔付金额低、认定工伤难
更大的风险是受伤。
“来，老苏，这500元给你当路费，明天开始你就不用来上班了。”武汉市一处建筑工地上，工程承包负责人李经理正在清点工地上的超龄工人。
建筑工地是超龄农民工安全事故高发易发的区域。出于安全考虑，近几年，上海、天津、广东、江苏等多地发文，要求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。
“规定在这摆着，超过60岁的我们真不能用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”李经理解释，当地关于招工年龄的标准已执行多年，且与实名制管理、工资代发系统深度绑定。超龄劳动者的身份证无法录入系统，也就无法入场工作。
从政策上看，全国各地用人单位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的规定也并不一致。
比如，2025年4月，辽宁制定《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等特定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明确用人单位应当为招用的超龄劳动者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。江苏和四川也提出，用工单位可以为超龄就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。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则反馈：“工伤保险只能缴到法定退休年龄，过了法定退休年龄用工都属于劳务关系。除非是建筑行业，可以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。”
李经理证实了这一说法。他表示，项目制的集体保险无需逐一登记施工人员信息，只要是在指定工地从事建筑施工相关工作的人员，均自动纳入保障范围，但保障额度有限，“只能说比什么都没有要强”。
此外，一些用人单位选择为超龄劳动者购买商业意外险来代替工伤保险。
57岁的罗旻在北京某医院从事保洁工作，物业公司为她和同事购买了基础版商业保险。如果有人受伤，由保险公司赔付，但金额很低。“前段时间，有个保洁师傅在电梯口摔伤，保险公司只给了一两个月的基本生活费。”罗旻说。
“对超龄劳动者而言，商业意外险存在保障力度不足、赔付标准不统一、理赔风险高等致命缺陷，无法替代工伤保险的作用。”张巧良提到，其接触的超龄劳动者工伤认定案件，核心矛盾集中在现行工伤认定与劳动关系绑定的法定原则，与超龄用工现实的严重脱节。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，工伤认定的前提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。但在实践中，多数地区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持否定态度，导致超龄劳动者在工作中受伤后，很难被认定为工伤，只能通过人身损害赔偿主张权利。
“地方实践存在明显政策差异。部分地区为解决现实问题，突破劳动关系绑定原则，允许超龄劳动者享受工伤待遇。但这类政策多为地方临时性规定，缺乏统一法律依据，适用范围有限，也导致不同地区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待遇不均、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。”张巧良说。
武汉市一处建筑工地上，工程承包负责人李经理打算去清点超龄工人
最大的问题是法律定位模糊
翻阅一摞案卷，张帅梳理着自己曾代理过的超龄劳动者工伤赔偿案件。“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”他翻开一个案卷，自问自答：“法律定位模糊。”
举证太难了。
张帅说，根据现行法律，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通常被认定为“劳务关系”而非“劳动关系”。这一认定意味着，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《劳动合同法》中保护劳动者的大部分条款都不适用。
“劳务关系适用的是《民法典》，是民事纠纷。劳动关系适用的是《劳动法》，是劳动争议。这两者的区别太大了。”在劳动争议中，用人单位承担主要举证责任，劳动者只需要证明自己在这个单位工作过，其他证明责任在单位。而在民事纠纷中，“谁主张谁举证”，劳动者要证明自己受伤、证明受伤是因为工作、证明单位有过错、证明损失金额。
“一个年过六旬，刚来城里打工，连字都认不全的老人，你让他去证明这些？不可能的。”
张帅讲了一个案例：2024年，在某建筑工地上，一位超龄劳动者第一天上班，在攀爬脚手架时不慎坠亡。“家属在维权的时候，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该找谁？”张帅解释，“通常来说，除了建筑公司，工地上还存在着项目承包人、劳务班组。建筑公司可能会说，他不是我们雇佣来的，是包工头雇佣来的。我们甚至不知道包工头今天找了几个人来干活，是否具备攀爬脚手架的资质。对于维权方来讲，举证就比较困难。”
但张帅也注意到，司法实践层面的变化与变通正在发生。
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就曾回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，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，在工作时间内、因工作原因伤亡的，应当适用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。
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多位人大代表聚焦超龄劳动者群体的急难愁盼，从立法完善、工伤保险全覆盖、规范用工管理等多个维度提出建议，共同呼吁加快构建有温度、有底线、可落地的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，让“老有所为”者更有尊严、更有保障。
2025年7月，人社部发布了《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，这是国家层面首次系统性回应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。
“这份文件确立工伤保险普惠覆盖原则，明确超龄劳动者无需以劳动关系为前提，用人单位须单独为其缴纳工伤保险，同时划定超龄劳动者核心权益清单，明确其依法享有获得足额劳动报酬、休息休假、劳动安全卫生保护、工伤保障等法定权益，为后续制度落地奠定了基础。”张巧良表示。
政策落地还需要时间，试点推开也需要过程。但终有那么一天，这些改变会传导到劳务市场、立交桥下的零工集散地，守护更多像陈传、刘栋、王惠一样的人。
清晨7点，立交桥下的务工人员渐渐散去
“今天等不到了，走吧！”清晨7点，桥下的人群已散了大半。陈传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他摆摆手，转身离开。
“明天再来。”
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，文中陈传、刘栋、杨河、王惠、郑芳、罗旻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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